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铣电（1949年以前电报发出日期都用韵目代日，16日的韵目为“铣”。——编者注）：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
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的“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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