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义也为程璐的死大哭一场。他给上级打了报告，说蛮太岁被程璐打死，完全是罪有应得。程璐一向忠于党的事业，此次离开碛口，是受他的委派去边区政府汇报工作。她被捕后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她的牺牲是我党一个重大损失。中共碛口镇委强烈要求上级追认程璐同志为革命烈士。
上级批准了他的申报。
那一年冬天，马有义被提拔为中共临县县委书记。
春节前他结婚了，新娘子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姑娘。据做了新郎官的马书记说，那洋学生是个真正的“黄花闺女”。
喜宴是在碛口举办的。
就在喜气洋洋的贺客轮番朝喜气洋洋的新郎敬酒那一刻，有个人出现在酒席场上。这个人的出现是碛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谁？程琛。在“牺牲”三年后，他居然活着回来了。领他来的，是李静和一个山姑打扮的女子。
关于程琛，那该是另一个故事了。
尾声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五清晨，太阳未出山时分，盛如荣大声咳嗽着从他屋里走出来了。他拄着一条拐棍，像个虾米似的弯着腰，一步一步挪到儿媳门口，用拐棍敲了敲门板，叫：“慧长啊，快起来，跟爷上山！”盛慧长现在已不当儿童团团长了。自从他被小姨璐璐赶出镇政府她的住处以来，他就极少在镇政府露面了。想起那一个晚上的“警卫”经历，他现在才感觉有些羞愧。他没有再向马有义提出参加“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当然，马有义也没有再找过他。当他夹着铺盖卷儿回到家里时，才明白：这里才是最适合他住的。爹娘待他一如往常，爷爷好像也没真把他当作仇敌。
盛慧长跟着爷爷一步步朝着山顶攀爬上去。在山道险隘处，慧长紧走两步扶了爷爷一把。盛如荣回头报以一笑。
身后响起踏踏的脚步声，慧长回头一看，见是李子发爷爷紧随他们上山来了。
李家爷爷喘吁吁道：“哥家，今儿镇上开工商业座谈会，我来请你参加。这么冷的天，你上山去做甚？”
盛如荣没说话。他在奋力爬山。终于，他爬上山顶了。他回头朝着村里看看，这才对李家爷爷说：“今天是甚日子，你们可记得？”李家爷爷想了半天，摇摇头问：“年过了，元宵也过了，今天是甚日子呀？”盛慧长拍手道：“今天是仓官节嘛！两位爷，咱得让我娘多捏些四条腿、五条腿的狗。”盛如荣伤感地说：“孩子，今年不必多捏了，没有谁来偷咱家仓官了。”李家爷爷道：“哥家，你也不要太难过了。银钱没了还能慢慢挣嘛，日子还会好起来的。”
盛如荣的目光在村人的一座座烟囱上游移着，说：“家家炊烟起，户户米饭香。要说这土改，还真是不错的。”李家爷爷道：“平均地权没什么错。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迟早不行啊！”
盛如荣的目光仍在那一座座烟囱上游移着，半晌，幽幽问：“你们说，今年，这村里，谁家的仓官捏得最多？”
李家爷爷看看慧长，茫然地摇了摇头。
盛如荣微微一笑。他看着村东一座高大的烟囱，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村贫协主任的家。他分到了本村最好的一份土地，本村最好的一处房院。
当天晚上天气清冷，夜黑如墨。半夜时分，盛如荣披了一件衣服出门了。他蹑手蹑脚来到村东那个有着最高烟囱的院子外，推了推那道厚重的黑漆大门，见是虚掩着的。他心中大喜。他侧着身子踅进大门，绕过照壁，站在当院朝着四下里睃巡。他没有看见预期中的那一个个驮着雪亮灯盏的四条腿五条腿的狗。难道他家没有捏过仓官？没有准备让人来“偷”？他疑惑地想。抬头看看天上繁密的星星，他想明日一定是个艳阳天。他的心境豁然开朗起来……
关于这本书（代后记）
说起来，这部小说在我头脑中酝酿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以碛口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在该社“老大难”大队高家坪蹲点，同时“承包”着高家坪周围几个大村大队的工作，当时称为“包片”。一包就是好几年。
那时的“下乡”可不像现在敢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我每月都有二十三四天蹲在点上。并且是真正的与群众实行“三同”：住的是民房自不必说，吃的是派饭也还罢了，每天和社员一道下地干活也是必须的。我那时年轻，多数情况下都是和青年突击队一道“战斗”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每日天刚亮到工地，早、午两顿饭都由“管饭”的人家送到工地吃。春、夏、秋三季吃在野山野地，数九寒天竟也要吃“冰渣饭”。那时劳动工具简陋，主要靠手提肩挑小车推。我和社员一样干定额。记得在河滩造地时，我用一条扁担一副箩筐挑土，三百米的距离，每天一方半，受得肩膀磨脱皮，血肉和衬衣粘到一起剥不开，我甚至偷偷吐过血。而最让人难熬的是一天三顿饭，顿顿不离红高粱，“红湖水，浪打浪”，吃得天天吐酸水，而不吃呢，胃里更觉难受。那时，我们中午是从不真正休歇的，一吃过饭，我就得利用这一时间组织青年学习“农业学大寨”有关文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传统，青年人比较喜欢，因为那里边是有些故事的。而碛口，恰恰就是有着数不清故事的那样一个地方。于是抗日和土改就成为我们涉及最多的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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