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到底是否是袁世凯叫人干的，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最可能的是：兵变的策划者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先放出袁世凯一走，北京就要裁减军队、士兵就没活路的消息，然后由布置好的人挑头，抢劫焚烧泄愤。
兵变的规模和乱象超过了策划者的预料。这里除了军队本来就存在欠饷、士兵有怨气之外，还有个原因：中国首都从此要改在南京的消息，让一些北京人失魂落魄、窝火不已：以前咱们这是天子脚下，全国中央，多大的优越感啊，这下一迁都，立马就变成啥也不是了！于是一大帮街痞混混，跟着乱兵拼命起哄，希望能保住首都。
的确，中国城市的兴衰受行政影响太大。1927年4月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为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中央行政机关一迁走，北平市面立即冷清下来；到1949年，失去首都地位仅二十二年的北平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中共建国前清扫天安门为开国典礼礼台，竟挑下来好几担鸟粪！
不管兵变是否袁家策划，目睹这一幕的专使团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实情。南京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立成定局。
他又得逞了。
孙中山在给袁世凯设置两个紧箍咒失败之后，再筑起一道堤防：总统必须遵守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改政体为内阁制。
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六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示威，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0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本来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三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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