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是属于心理的精神虐待，他们最惯用的就是「陪绑」。所谓「陪绑」，是陪着执
行死刑的人一起绑赴刑场。要杀的虽是另外的人，可是陪绑者不知使你看在眼里，吓在心上，
为之亡魂皆冒。
所列种种，都是我们同志的亲身经历，百分之百的事实，而且只有遗漏的，省略的，绝
没有添枝添叶、加油加醋。我们平常聊天，都不愿意谈这种事，因为说起来痛心！
据笔者个人的了解与体验，以及和当年曾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大冢清
交谈所获得的印象；抗战时期驻在中国的宪兵，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作风。如果把这种
作风解释为是一项「政策」，或许言重了些，不过，实际上，他们对待我们中国同胞，确也
有很多前后不一样的地方。这种显著的不同，为便于说明，笔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最长，起自七七抗战，一直到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变」以前。
这一段可称之为「疯狂残暴」期，惨遭杀害的同胞最多。
第二阶段，时在三十年十二月至三十三年下半年，因日军南进实已无力强据中国大陆，
乃陷于无法自拔。故名之曰「外强中干」期，其表现于作风上的，则倾向于「怀柔」，对嗜
杀之风，已稍作遏止。
第三阶段，自美军反攻到日本投降，时在三十三年下半年至三十四年八月，也就是抗战
胜利。这个时候的日本宪兵，已经到了「色厉内荏」的末期了。不过，它并没有完全停止对
中国人的屠杀，只是手软了、胆寒了。
上面虽然所指的是日本宪兵，也可以部份的反映出日本的对华政策。
兹就手头已有的资料，再把「上海日本宪兵队」的主要人事，略作记述，虽不完整，但
已经相当难得了。「上海日本宪兵队」历任队长的姓名、阶级及任期大致如下：
第一任三浦三郎少将自二十年至二十九年
第二任纳见敏郎少将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第三任木下荣市少将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六月
第四任四方谅二大佐自三十四年六月至同年八月，其后升任少将。
第五任山崎直吉大佐代理四方谅二，于日军投降后移交国军第三方面军审判。
至于在工作上与我们短兵相接的，是「特高课」的课长。「特高课」既然主管「谍报、
谋略、行动」，刚好是「上海区」的对头冤家，所以我们也特别注意干这个职位的人，据悉，
「上海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长，前后计有：大井英夫中佐、林中佐（不知道名字）、冈村
中佐（不知道名字）、长光捷治中佐等，是否只此四人，还是另有别个，则不敢肯定。以上
这几个人，与「上海区」或与笔者本人，都有一段短短的故事，以后将随故事的内容一并提
出。
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称为「工部局」。「工部局」有董事会，休会期间由
常设机构「总办间」处理一般行政。「总办间」之下，有许多单位，其中一个就是「警务处」；
这个「警务处」也就是上海人叫惯了的「公共捕房」，黄包车夫们又叫作「大英捕房」。
警务处的主管不称处长，而称为「总巡」。此一职务历来例由英国人出任。副主管则称
「副总巡」，不祇一人，其中有一个是日本籍。战前的情况如何，笔者没有下功夫去考据，
只好从略；抗战之后，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巡之一，则由「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遴选「推
荐」。知道姓名的只有赤木亲之一人。「珍珠港事变」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改为「警
察局」，宪兵队特高课派五岛茂中佐另设机构于威海卫路，成为「警察局」的实际指挥者。
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已完全处于日本宪兵的控制之下。罪恶昭彰的「七十六号」
「七十六号」，是个门牌号数，原就没有什么稀奇，自从被汪伪的「特工总部」占用了
以后，这才恶名昭彰开来。
七十六号」是一处大宅院，占地八亩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西区的极司非而路，
系旧军人曾任安徽省及山东省主席、抗战时期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私产；至民国革命
军北伐前后的那个年代，有一种坏风气，一些坐高官、享厚禄的，特别是曾经称兵割据、风
云一时的军人，很喜欢在本国的国土上而受外国人所治理的「租界」里，置买房地产，既为
多余的钱财找个出路，也可以预作退隐之后的居所；认为这样才能保持他的身份气派及其身
家性命的安全。像这种不大体面的事情，在天津、上海、汉口、厦门……凡是有「租界」的
地方，屡见不鲜，而尤以天津、上海为最多。并不是说高官显宦个个如此，其两袖清风、洁
身自爱者，还是大有人在。例如吴佩孚将军一生标榜「三不主义」，而能心体力行，就是一
个很好的典范。
汪伪的「特工总部」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不能说凭空就冒出来呀！据知，它的全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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