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我不便透露，因为他旅居海外有年，很难得回国一次，故无法事先征求他的同
意，事情虽然早成过眼云烟，但毕竟不太寻常。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这只是小事
一端，说不定现在早已忘怀了；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却始终珍惜这份可贵的友情，且把它当
作是一件大事。
照说，我和这位朋友的交情并不算深，我们只是在一起受训一个月的时间中，朝夕相处，
彼此谈得投机罢了。像这样的关系，通常都是一旦受训结业，各回工作岗位，以后会不会再
见面那就看机缘而定了。不过，当时我和这位朋友是约好第二次就在外面碰头的，不料想连
一个在电话上辞行的机会都不可得，仓卒之间，我就奉命出发了，眞乃一大憾事也。
自从二十八年八月初，爽约未能赴会后，迄今半年，我和这位朋友就没有再接触过；不
但没有通过信，连他人在何处也不晓得。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我在上海负一部敌后工作的责任，
又怎么能肯定胡永荃兄一定会把那批东西交给我，这都是相当费解的事。再说永荃兄，他是
有名的「路路通」，我当然清楚，不过，他在香港是怎样和这位朋友搭上关系的，又居然能
够获得这位朋友的信任，也只好但凭永荃兄片面之言了，我到那里求证去？其实，也用不着
求证，一百多支现成的东西随时可以拿到手，这倒是千眞万确的事。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批东西的来历，因为交情不够，或者没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绝
不会白白的送上门来。需要认眞虑的，还是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我仍在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中，永荃兄忽然又想起有一句话忘了告诉我，永荃兄说：「你
的朋友把那张提货的凭证给我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带到，
你的朋友说，这是送给你的，可不是送你们老板的！」我听了为之一怔，这样一来，我更要
多想想了。
记得上次胡永荃从香港回来，他原是出于一片好心，想为我解决经费上的困难问题，所
以在香港曾获得某一热心人士的慨助，划拨了五十万元备用。当时，我的确有意接受，预备
用以开展工作。因而向戴先生提出报告，以免将来落人口实。我还以为这么做很有分寸呢，
其实，仍然是未脱稚气，有欠老到。竟尔犯了大忌。
这一次胡永荃兄从香港回来，又给我带来了「好意」，我当然愿意接纳，而实际上也正
有此需要。不过，旣然那位朋友有了这么两句话，说是送给我的，却不是送给我们老板的，
显然其中含有意气，我非要小心谨慎的处理这件事不可。于是请永荃兄暂时保管那提货凭证，
等我有了决定再通知他。可是永荃兄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有什么关系，根本上不要告诉
他就行了，自己想的办法，带着家伙干事，又有什么不对的。
永荃兄直心肠，他怎么会参得透此中的粤妙！
当天晚上，我到齐庆斌兄的家里和他研究这件事，同时也把取舍两难的理由分析给他听，
希望他拿个主意，也好作一决定。庆斌兄从来都是慢条斯理的，他思索了好一会，才回答说：
「收下来，不必报告戴先生，先找个妥当的地方存起来，或者分开来摆在两三个地方都可以，
一定要等到能用的时候再用。」接着他又解释说：「所谓能用的时候，意思是平常执行工作不
用，建立新的编组，也不能把这批东西发下去；遇到情况突变，有机会迎接一次大规模的行
动时，那就可以动用了。」
我以目示意，期待他进一步说明理由，他也正预备说下去。他说：「凡是大成就，必然
可以遮盖小过失，翻过来讲，也是一样，如果遭遇一场大失败，什么小过失也都包容在内，
有账小起算了。」说着，庆斌回到里间去，拿了一张小纸条出来，他指着这张小纸条和我说：
「这是戴先生来的电报，你已经看过了，刚好和这件事有关系，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遍，就能
了解为什么可以收下来的理由了。」
电报的内容，前文本局工作检讨的「行动部份」项目中，已引用了几句，其全文如下：
「兄处所拟扩展沪行动组织之计划，弟已批准；请兄物色忠勇人员，迅行成立，所需武器，
请兄设法收买。至现在四行仓库与法租界之我方被留置之抗战官兵，吾人应用种种方法，密
取联络，以促必要时与两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藉可协同动作。至两租捕房管理武器仓库之警
捕，吾方应卽找出路线，用重金收买，必要时可请其将库门打开，让我同志可取用武器；否
则届时亦应予以烧毁，以免为敌伪所利用也。」
是呀，电报中的构想或假定，也就是庆斌兄所说的「情况突变」，果眞成为事实，到时
候虽然多出来一百余支枪，可是怎么说都会言之言理了。如此看来，庆斌兄的确比我有见地。
而况且这原是公家之物，固不能以私产视之，用以杀敌锄奸，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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