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告，仍似不写为宜，于是就搁置了下来。这么一停顿，悠悠岁月，又过了十二、三年。
六十八年十月，国防部情报局出版了「戴雨农先生传」、「戴雨农先生全集」（非卖品、
不对外发行）。其中刊有「明辨顺逆、河内锄奸」为标题，占有五页半的一段专文，至此，
才算非正式的公开了这事件。
笔者看了之后，不由见猎心喜，经过考虑，索性就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吧！其实，这件事
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呢！
最后，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
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
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内容提要
日军在卢沟桥掀起「七七事变」。在此之前，这种日军挑衅的类似「事件」行为，平津附近
地带，时常发生，所以我们当时根本不曾想到这就是演变成为八年长期抗战的序幕。
事实上，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戴先生电报中才通告戎们：「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
自应与之抗战。」
至七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发表演说，正式宣布中国抗战决心说：「我们既是一个弱者，如果
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
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议牲，只有抗战……」
可不是我们自己夸夸其谈，军统局的同志们，早在民国二十一、二年，就已经展开积极的抗
日活动了。到了二十七、八年的抗战初期，不祇是仅仅做了几件制裁汉奸的行动案件而已，
我们还在配合政府的整个决策，尽其心力于默默之中！如果用「浴血议牲」说明我们的实际
作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八年初，笔者奉令南调，经上海转香港抵河内，又将要担当一件连自己都无法预知的大
任。
缘因身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的汪兆铭（精卫）公然背叛党国，脱离抗战阵
营，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潜离重庆、经云南往河内，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响应日本首
相近卫声明，居然发表「艳电」，在百般屈辱条件下腆颜求和，国族命脉所系，那还了得！
戴先生偕笔者、王鲁翘至河内后，当初，交赋给我们的任务是：「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
方侦察汪派的活动。」
两日后，戴先生返回重庆，他把这副沉重的担子，交给了笔者。
第一章浴血杀敌奋勇抗战一道急急令飞渡万里关山
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
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
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
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XXXXX 联络」这么几个字。电报来得的确
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
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
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
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
摒挡就道。
「天津站」的站务，理应交给曾澈同志代理，因为站书记就等于一般机关的主任秘书或
副首长；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事，不用我操心，自有总座王天木先生主持。照我们的习
惯，遇有人事调动，连辞行都没有必要，一来是上级会另行通知，另有一种情况是也许不要
让别人知道。
此外，在私人感情上，却很想和「行动组长」王文、「滦榆总部」参谋长齐庆斌，和「滦
榆总部政治部」主任张作兴三人见个面，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
及了。
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
去一样，匆匆就走了。谁知这一去，竟有八年之久，才得重返平津。至于妻儿，还是他们母
女三人听说我已经到了重庆，才自行决定搭船到了上海。
在我去后的一年中，北平、天津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必须在此提上一提，也可
以看到一个人的遭遇，真的是「死生由命、祸福无常」。
「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在代理「天津站」站长后，因人事调动频仍，工作日趋繁重，
乃又擢任为升格后的「天津区」区长，并直接领导日益强大的「抗日杀奸团」。最不幸的是
为时不久，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
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三百多天，终于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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