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壮烈成仁，时年仅二十七岁。也并未能与那位白小姐成婚。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曾澈对我的称呼来了，他不称呼我站长，也不叫我的名字，无论
公私，他都喊我一声「二哥」，如今，闭上眼睛深深的想一想，往日情景，果真是历历在目。
曾澈弟，安息吧！你的灵位已经供奉在我们的「祠堂」之上，让后死者永远怀念着「忠勇足
式」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接着，还有「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王文同志，他在平津、
冀东等处痛击敌伪，已着声威，敌伪宪警，畏之如神煞，但又恨之入骨，早欲得之而甘心，
乃至公开悬赏缉拿「归案」。二十八年九月间，王文同志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
份暴露失事被捕，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卒在遍体鳞伤、骨折肉糜、不复人形的状态下，
从容就义于北平，适年满三十岁。
王文和我共事，都有一番共同的抱负，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都能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
以他不时的规劝、针砭我的缺失，他也是肯于当面责备我的第一人。我懂得，也谅解，他是
「恨铁不成钢」，只怪我不成器，终于辜负了他的盛意。
曾澈同志！王文同志！我们是战斗中的伙伴、工作中的同道、情谊中的朋友，只因我们
生于动乱的大时代中，而且又从事于我们这种工作，一死一生也就成为平常事了。如果论及
我们的境遇，自然也有幸与不幸，不过，从长远看来，幸运属于你们，而不幸的应该是我！
你们正当英年有为之际死去，固然是一大憾事，可是你们的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已得到烈
士的尊崇，英雄的供奉，这就是生命的代价！而我呢，虽然又苟活了四十多年，一至于今，
原本信心十足，总认为一定能把失落的找补回来，可是在逝去的几十个寒暑中，我并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作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形之下，这也就是我的不幸了。再进一层而言，
社会法则从来都不会有偏差，事后的忏悔，内心的空虚，是镂心刻骨的，再看得开些，充其
量求得个自我安慰而已。过些时，等我一盖棺，社会评价如何，殊难逆料。倘邀天佑，则将
默默的与草木同朽，若不然，还不知道把我说成个什么样呢？
曾澈、王文二同志前后失事，笔者已在上海，当时毫无所闻，记得是齐庆斌同志到上海
之后才听说的。
据说：在我调走之后的八月间，与冀东一带同时，天津也发大水，三、四十天才退去。
正在人们恢复正常活动之际，天津就出了事，我们平津两地组织从此就接二连三的遭受到敌
伪的破坏，其牵连失事的单位负责人，还有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
同志，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同志，以及「抗日杀奸团」干部同志等多达数
十人。陈资一、周世光诸同志，也都先后为国捐躯了。这一次的确是牺牲惨重，死事壮烈，
如云惊天地而泣鬼神，亦不为过。
我由天津到香港，没有空中航线，自然无从搭飞机；照说该有直达的航海船只，却又没
有，除了乘海轮先到上海，换船转道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循。天津至上海，很多船公司大
都停航了，其维持航行于津沪之间的，也只有英商太古公司和怡和洋行代理的两家。天气暖
和的季节，可以从天津英租界岸边上船，经海河到塘沽口出海，此刻时值严冬，地冻天寒，
海河早已冰封，全靠一艘小型破冰船，轧开一条水道，勉强搭乘驳船到塘沽才得登上大海轮。
这么一折腾，安全上可就有了顾虑，因为一离开英国租界，所经过的地方全都是日军占
领下的陷区，虽然日本当局对英国尚不无顾忌，可是跋扈成性的日本军人，有时候却任所欲
为的不管那一套。
驳船在河道中航行了两个多小时，这一段时间有如身在冰窖中，既寒冷，又憋闷，好难
受。驳船上设备简陋，虽然上面有遮篷，依旧是四面透风，冷风如刀从隙缝中飕飕袭来，不
禁冻得浑身打别嗦。一眼从模模糊糊的玻璃窗望出去，只见两岸摇曳着稀稀落落的枯黄芦苇，
衬托着一大片灰暗。
一路上担心害怕，好容易挨到了塘沽，殊不知所有的旅客仍然要上岸。原来还要步行一
段路才能登上那条大船。陪我同行的胡永荃兄朝我使了个眼色，呶呶嘴，意思是放心走罢，
不会有什么问题。旅客一共有几十人，列成单行，鱼贯前进，不远处，有一道哨卡，身着武
装的日本兵和卑鄙猥贱不成其样的翻译，早就等在那里了。经过搜身检查行李，有的也盘问
几句，总算安全过关，有惊无险。
在第一部「北国锄奸」第五节中提到过，「天津站」有一位义务工作同志胡永荃，他是
戴先生亲自介绍来的。听说他负有重要任务，其内情如何，我是始终都不知道。这一次「护
送」我去上海，是应我之请求，同时，他也有事需要到上海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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