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天津到上海这一段，搭的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货船，不是叫「盛京」，就是叫「顺
天」，已经弄不清楚了。这条船吨位不大，头等的「大餐间」只有四个到六个舱位，早已预
定一空；剩下的是二等房舱，四个人一间，分为上下床位，我们就分到了一边，胡永荃兄让
我在下铺，他屈居于上层。一日三餐，吃的不错，如果不晕船，日子很好打发。最出奇的；
船上的茶房随时在兜搭子，谁有兴趣，都可以入局打几圈麻将，永荃兄说其中有「腥」，不
要多找麻烦。
胡永荃兄热心之至，一路上多亏他照料，到了上海之后，只停了一夜，从开旅馆、买船
票，一直送上船，眼看着启碇开船，才挥手珍重而别。在这里附笔一提：此时的大上海，也
已沦陷了，惟独上海的租界，景象依旧，连一点战时的气氛都看不出来。这一回，就在租界
黄浦江边上船，驶出吴淞口，并没有看见日本兵。
上海到香港这一段，搭的是荷兰渣华公司的芝沙丹尼号。虽称为邮轮，在品格上却不算
高尚。我的船票是头等，两个人同舱，另外一个空位，始终没有人。船上饮食起居，完全西
化，实在不大习惯。茶房是广东人，和他聊天，才知道下层的大舱里五花八门，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这也是闻所未闻的新奇事。不过外国人在另方面却管理得相当严，上下之间有一
道大铁门隔绝，有意来往，也概不通融。
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记得第一次是在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并不是到香港去投奔谁，
只是打此经过而已。其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莫过于那一次狼狙不堪的情状了。那时我们有
三人同行，集中身上所有的一点钱，买了三张去上海的统舱船票，已经所余无几。眼看着泊
在岸边的船，非要等到把货物装卸完了才许上去，一打听，顶快也要第二天早晨，说不定也
许会拖到下午。这是一种对统舱客的歧视，也是一项事实，因为所谓的统舱，就是货舱，一
定要装卸完毕，才能上客，所以不等也不行。住一夜小旅馆，一定要化费，而那仅有的十来
块钱，又不知道还要作多少开销。没有办法，只好耐着饥寒和疲倦，就在码头近处的干诺道
一带，东走走、西荡荡，坐在廊檐底下歇一歇，好容易才磨到钻进那间气味熏人的大统舱。
像这次来，一路上吃大餐，睡毛毯，一登岸就跳上出租汽车开到旅馆，其境遇之不同，
真有天壤之别，两者相形之下，怎不令人难忘！不过，有一点却大致相同：上一次是前程茫
茫，不知所适；这一回是迷迷惘惘，又将何之？
胡永荃兄曾告诉过我，跑马地有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
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我住进去一试，果然不错。这一次来香港，电报上只告诉我一个
联络电话，我不免有些耽心，万一打不通，那可要大费周折了。其实，耽心是多余的，就在
当天晚上，约我到半山区薄扶林道会见了戴先生。
「半山」，就在山坡上，早已成为香港的高级住宅区，指定叫我去的地方，只是一幢独
立的楼房，半新不旧，和附近的几家邻舍，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平平常常，一点都不神秘。
殊不知这里面却奥妙无穷。
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
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
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
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我兀自出神，他突如其来的对我说：「我们
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这两句话听得我不
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
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
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
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他对笔者
礼貌恭敬，笔者也很欣赏他那股挺拔的帅劲，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不过五、六岁，我这么说，
好象又有点妄自尊大了。我率直的问他：「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吗？」鲁翘爽朗的告诉我：「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
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鲁翘送我回到跑马地山光饭店，我们聊了几句，多半都是闲话。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
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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