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连场的胜仗，不但提升了宋军的士气以及汴梁城大军的威望，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宽了开封府汴梁城的财政收入来源。
汴梁城内民众遭逢大难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宗泽不愿多加征收赋税，所以财政和军费支出一直都是足襟见肘。
如今控制的城市增加了许多，而且这些城市都有金国留下来的粮饷补给，虽然被大枪王善没角牛杨进等义军分去一半，但收取上来的总金额依旧可观。
也就是说，老帅宗泽已经不用再为钱银粮草而烦恼了。
有了钱，底气足了。老帅宗泽于是马上开展了汴梁城的防御建设工作。以及进攻金国的前期准备工作。
宗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守护住汴梁城。而是要打到金国去，把徽宗和钦宗两位前朝的皇帝给迎接回来，一洗国耻。
与此同时，宗泽开始写信，向远在南京应天府的高宗皇帝上访。
当然，老帅宗泽上访的目的不是申诉个人的冤屈，而是催促高宗皇帝把京城从应天府迁移回汴梁城，然后出兵金国。迎回二帝。
宗泽给高宗皇帝发出的第一封上访信。《宋史。宗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泽上疏言：‘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将士农民商旅士大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
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宗泽的管治下，一片颓垣败瓦的汴梁城，渐渐恢复元气。
治安好了。物价回落了，城内的民众的人心也重新聚拢；假如高宗皇帝愿意迁回旧都。现在的确是个不错的时机。
让宗泽失望的是，这封信如同泥牛入水，毫无反应。
等岳飞把义军的主力从大名府带回来，宗泽又给高宗皇帝写了第二封信。
《宋史。宗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泽视师河北还，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为陛下舍宗庙朝廷，使社稷无依，生灵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
这封信其实只有一句话：“难道连你家的祖宗牌位都舍弃不要了吗？”
中国人最讲究孝道，所谓的百行以孝为先。身为中国人的皇帝，自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表率。
这一回，宗泽想用老赵家的宗庙和祖宗牌位作为理由，藉此来打动高宗皇帝那颗坚强忍忍之心。也是用心良苦。
对于宗泽的第二封信，高宗皇帝的回应只有四个字：“不予理睬。”
宗泽为人傲气，铁骨铮铮。说白了，是个脑子一条筋的人，做事一冲到底，永不回头。
见高宗皇帝没有任何回应，宗泽发出了他的第三封上访信。在《宋史。宗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泽）复抗疏言：“国家结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议果不足以息民也。当时固有阿意顺旨以叨富贵者，亦有不相诡随以获罪戾者。陛下观之，昔富贵者为是乎？获罪戾者为是乎？今之言迁幸者，犹前之言和议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迁者，犹前日之言和议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审用之。且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乎。”
宗泽在信里的言辞非常婉转，意思却是极为凌厉。宗泽是说，别以为你不去招惹金国，金国就不会派人来攻打你；既然横竖都要打，不如先下手为强！
第一封信谈经济民生，第二封信讲孝道，第三封论形势。宗泽的上访攻势，一浪接一浪，冲击不断。
即便如此，身在南京应天府的高宗皇帝依然不为所动。如今的高宗皇帝可不比原来的康王赵构，脸皮之厚，已经达到了盐油不进的程度。
很快，宗泽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因为高宗皇帝下诏书，派遣官员到开封府来，把皇宫中余下的六宫中人全部接回金陵。
于是乎，宗泽又写了第四封上访信，交给钦差；千叮万嘱，务求钦差大人把信函亲手交到高宗皇帝的手中。
在《宋史。宗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诏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泽上疏曰：“京师，天下腹心也。两河虽未敉宁，特一手臂之不信尔。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即劝幸金陵，陈尧叟蜀人，即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
在这封信中，宗泽又转变了策略，跟高宗皇帝讲历史。
宗泽试图利用宋真宗坚持抗辽，最终获得胜利的案例，劝说高宗皇帝，投降是没有好下场的，唯有坚持抗战，才能最终修成正果。
可惜的是，对于老帅宗泽的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并没有得到高宗皇帝任何片言只语的回应。
对于高宗皇帝的不作为，宋朝的史官替皇帝找来几个替罪羔羊，包括黄潜善汪伯彦等高宗身边的谋臣。
在《宋史。宗泽传》中如此记载道：又条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赞南幸之非。泽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潜善等所抑，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
史官认为是黄潜善等奸臣把宗泽的上访信给扣压住，没有上报给高宗皇帝。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辅助高宗皇帝的主政太宰正是主战派的李纲，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并没有权利来扣压宗泽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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