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明宋朝军队的强大，比如在西夏战场的胜利，等等；只不过，身形庞大的美国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处处挨打受气。无论怎样解释，都摆脱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恶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归咎于缺马。
缺马当然是一个劣势，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装备能够决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天朝毛太祖语录中也有这么一句：“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么，“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这个制度，又如何导致宋军军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军事体质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的安排，根据《宋史？职官二》中的描述：“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这样，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层的安排，根据“更戊法”的规定：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这种安排的结果，让整个军队的掌控权归于朝廷。而不会从属于某人。
只不过，朝廷是虚的，皇帝才没那么多功夫天天管着管那。
谁也管不了的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管了。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与天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锅饭”的结果。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人员的腐败、效率的低下，等等。
当宋朝在军事上的高投入并没有高产出，反而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时候，保守和退缩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宋朝的军力与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
从建康元年到绍兴十一年，时间长达整整十五年时。这在两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皇室的力量几近于零，只能依靠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感召力来勉强维持统治。
于是乎，南宋朝廷对于各个武将们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只要你能够坚持与金兵作战，只要你愿意打我宋朝的旗帜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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