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于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
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
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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