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于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以来，
“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
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
个条件：（l）觉悟程度2（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赠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
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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