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
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上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
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
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
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
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
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
接着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
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j 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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