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至三月，去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规律，不甚了了。此间，康生又为会议点演了许多旧戏。
三月二十二日，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即紫光阁讲话）。
该讲话打着贯彻“双百”方针的幌子，极力鼓吹演旧戏。说，一定“把剧
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四月二日，在中央党校召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六月十四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报告，检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理论工作、文艺发展等规律，“不甚了了”。说自己的主要偏向是“强调政治，轻视业务，空谈红，轻视专，空谈政治，轻视读书”，“片面强调劳动，忽视学习”。在教改上，说自己“有时甚至变成脱离科学的瞎指挥”，这样就使教育“超过现在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基础，使教育工作受到损失”。他还说：“这几年大办高等学校，大办中学，大办小学，大办业余文化学校、大办文化，我都有份”。“我经常宣传高等学校的学生二年要达到一百万”，“这就使大学发展很大”，“造成很多困难”。“由于我宣扬了河南红领巾工厂，结果使劳动脱离了教育。”
九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六日，调北昆剧院为即将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演出《李慧娘》。演出后，特约剧院领导、导演、编剧、作曲、主要演员到他住处（钓鱼台内）吃饭。吃饭中，康一再赞扬《李慧娘》“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八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十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月，自荐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九六二年六十四岁
一月，到广州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月，有人告小说《刘志丹》的状。康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听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他立即下令将《刘志丹》印九百册供批判用。
三月，陪江青在上海看戏。此间，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已经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
五月四日，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写信，谈他对《桃花扇》剧本的修改意见。指示梅、孙二同志要“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
七月中旬，对《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欧阳予倩改写的活剧《桃花扇》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否定情绪表示不满，说这个“情绪不好，应当批评。”
八月六日，去北戴河参加为准备八届十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间，他捎回信给孟超同志说：“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多写点别的东西。”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
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
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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