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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