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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