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 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 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 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
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
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2 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 ）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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