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
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
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
下进行的，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洽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
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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