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
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
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向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九四二年九
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
“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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