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想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营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
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家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一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
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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