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
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3（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王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
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
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错误都不能否
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今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究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于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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