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人军调部（或
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
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
会谈中还肆意说该党“故”的不少，“新”的不多，因而“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同一天，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军代表说：“‘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传达康的指示说：“林副主席的语录，以后再印”。
十二月底，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召集的各专案组汇报会。当汇报到审讯王云程（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捕叛变。解放后一直在押。）情况时，康生说：“这家伙罪大恶极，要杀掉，你们回去马上写个报告送我们批一下。”
一九六九年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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