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
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仍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
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槁。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
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秋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换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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