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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_仲侃【完结】(133)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达到“增强党性”,“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说所谓“增强党性”,就是增强“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领袖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联部领导成员,告诉他们,”在下边要独立地用阶级的观念,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没有敌情观点,就没有战备观点。“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宾谈话,说“我国历代工会领导人都犯过错误”,其错误就在于,“在秘密环境中搞经济主义,脱离政治;在公开环境中是强调工会独立,脱离党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硬要该党以我党“九大”党章为“根据”修改党章。此次谈话中,还攻击我党中监委“糟得很”,“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宣扬“九大”党章取消党员预备期和取消监委会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岁

  年初,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砚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夺的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扉页上,解释他为什么盖用“归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国基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按“九大”新党章,把我们党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党。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整建党座谈会上,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问题谈“纳新”的重要性。说“纳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表现,“九大”时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后召开四届人大时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月底,同陈伯达一起窜到北京市文管处大窃图书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随后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齐拥到北京文管处。他们翻箱倒柜,各揽一摊,把当时库存珍贵文物几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见中央林枫专案组和中央党校专案组全体成员,指示他们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办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联部、中央党校部分人员发表讲话,说中组部、

  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

  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是学习经典著作的”最根本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谈如何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单线联系是修正主义的办法,实际是取消党的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介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好处,劝其也要学中国的做法,搞干部下放劳动。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一、二、三办正副组长,要他们重视修改宪法,注意在办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秘密炮制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底,为了摆脱困境,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康、曹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店外地学哲学积极分子来京宣讲。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康生被任命为该组组长。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地方党代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歪曲毛泽东同志发出的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说“这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党校,在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时,要“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贯彻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针和七字经。”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大谈解放以来高级党校的所谓反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论”等三次大的“理论斗争”,说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特别是“集中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岁

  继续生病。

  二月,抱病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议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门城楼,说:“久不出面,这样做有好处”。康生对此甚为感激。但终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七月六日,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把《林彪选集》部分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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