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大发展，大大推广了。十年内乱不正是“抢救运动”的重现吗？在延安曾经被他点名的“特务”，“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被他“关照”，再一次被关进监狱。象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被抢救的典型张克勤同志，就是其中一例。一九六八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克勤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甘肃地下党再有三十年也搞不清楚”云云，于是张克勤又以“大特务”的罪名关押了起来，并把张克勤开除党籍和公职，投入牢狱，其根据就是康生在延安搞的那些假材料！一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张克勤才又一次得到解放和平反。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都有类似的经历。
看，抢救运动经三十五年之后，被诬陷而受迫害的同志，才能真正平反，还其本来面目，也才能了结这桩历史公案！
第十二章在土地改革中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不满和义愤，却没有引起康生本人应有的检查和应得的教训。不过他依旧仗势压人，在延安，在党中央机关，确实不灵了。特别是党的“七大”之后，他的“威风”随着他的实际权力的缩小而大大降低了，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要他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到群众中去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同本本上的一样，老坐在上层发号施令，不会不跌交子的。中央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之后的十年，康生就离开了党中央机关。正是这十年，中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必须提高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指示指出：“解决士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异常光荣的，是难得的锻炼时机。谁都知道，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并不象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从城市到农村，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到农村领导农民，以农村为根据地，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中国从事革命，如若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的要求，也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便不懂国情，不懂中国革命之路，就算不上懂得革命，当然也不会了解毛泽东思想。康生，长期以来看重权势，无视真理，离开中国实际，自以为最懂革命，学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一套。
其实，他到一九三七年为止，还未曾到过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他虽然到了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工作。所以，他根本不懂农村。现在中央决定让他去农村了解情况，参加土改，这无疑为康生提供了一个真正改造的机会，以便让他去掉那些同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的恶习。
康生参与农村调查和土地改革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去陇东地区搞了一次农村调查。第二次，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七
月去晋绥地区搞了一次土改试点。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到河北省平山县参加了一次全国土地会议。第四次，是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到山东省渤海地区又搞了一次土改复查。前后持续时间共一年零四个月，实际在农村不到十个月。
现在让我们看看康生是怎样活动的吧！第一，陇东调查。
陇东调查是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委托，前去了解实行土地公债情况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成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返回。来回途中走了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时间虽短，但对康生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他自一九二五年参加党以来，已有二十二年，要说接触农民这还是第一次。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多多了解情况，好好了解中国农村，以弥补自己的严重缺陷。然而，他却以农村工作的行家自居，所到之处，夸夸其谈，大发指示。不仅如此，回到延安还大作报告。
二月二日，即回到延安的第四天，康生就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了他
陇东之行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四条结论：（一）“土地是一切工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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