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节“；（二）当时土改运动中主要倾向是”与地主妥协的情绪“和分配土地上的”富农倾向“；（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群众去处理，这样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四）”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二月八日，康生特别作了一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武断地说，整个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与地主妥协的右倾。二月十七日，又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大讲上改问题。他说：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进行；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倾向。
在康生的这些报告中，最为突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同地主妥协的右倾，因此，主张要大张旗鼓地加以反对；一条是说，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把土改中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群众去解决。康生说当时土改中主要倾向是右倾，至今还没有材料来说明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实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康生这里所下的结论是仅根据陇东调查得出的。也许陇东地区在土改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与地主妥协的右的倾向，但这未必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就算是全陇东地区的主要倾向，又未必是其他地区的主要倾向。然而康生却根据自己的调查，大肆推广，武断地说整个解放区的主要倾向是右倾，要各地毫无例外地去反右，这本身就是“左”的表现。至于明确提出放弃党的领导，主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左”的表现就更加明显了。真是，“左”根未除，遇有适当气候，
则旧病复发。
第二，晋绥土改。
一九四七年三月，康生随军撤离了延安。正当他要东渡黄河之际，突然接到党中央关于要他去晋绥边区搞土改试点的通知。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土改工作。康生的这次土改，具体地点是晋绥边区山西境内临县郝家坡。他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的，同年七月，即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前夕离开的。前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康生在这次土改试点中，确有不少花样，他自己也认为有不小的“贡献”：（一）“搬石头”。这是对着我党农村基层干部的。意思是说，我党农村基层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是土改工作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搬掉”，即撤职、清洗。尤其荒谬的是，我党农村基层干部在抗日时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团结地主”的政策，也成为包庇地主，阻碍土改的“罪证”，—一当“石头”搬掉，统统予以残酷批斗。这种错误做法流传甚广。
可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不顾自己是“搬石头”的首创者，厚着脸皮批起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八年的土改中搞“搬石头”的错误来。
（二）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康生在土改中有一句名言：“运动未起来之时，照顾中农的利益，就是右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运动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地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后来，康生还把这条“经验”带到全国土地会议上，竭力为其侵犯中农利益进行辩护。他说：“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即使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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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康生在土改试点中不顾中央关于划阶级的正确标准，在剥削条件之外，又增加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条件作为划成份的标准。结果把许多本来是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是贫农的人错划为地主、富农，从而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据晋绥分局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由于受康生试点的影响，全村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超出实际地主富农户数的二倍多。
（四）乱斗开明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有两个著名的开明士绅，一为牛友兰，一为刘少白。这两位开明士绅，有爱国心，对于抗日战争有过贡献，是我党重要的统战对象。然而，康生在土改中却把牛友兰先生揪来，对他说：你不是姓牛吗？那你就应该象牛的样子。于是指令人把牛友兰的鼻子穿了个孔，套上铁圈，拴上绳子，让其儿子牵着游街示众。沿路1 1947年9月9 日，康生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
流血不止，影响极坏。后来，又想批斗刘少白先生，幸被中央得知，严加制止，方才未能斗成。
（五）对地主不加区分，乱斗乱杀。康生当时有一个论调，认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乱打乱杀成风，死人甚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怖气氛。至今晋西北人民谈到康生搞土改时的情景，还有些不寒而栗呢！
（六）在土改工作队内查出身划成份。对于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干部进行斗争，甚至把人家积存的一些生活日用品都给没收了。另外，还不准他们同出身好的同志一起吃饭，他们吃饭只能在右边，称之为“王八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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