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康生在晋绥搞土改试点的一个概况。如果说康生的陇东调查，只是露出了他在土改问题上“左”的苗头的话，那么在晋绥土改中，他就将这些“左”的苗头，加以培植，扩大，并付诸于实施，从而创造了一条完整的“左”倾土改路线，给土改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种“左”的错误出现不久，就被毛泽东、任迅时等同志发现和纠正了。
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重新颁布了一九三三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
志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的重要报告，阐述了我党关于土改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批判了“左”
的错误倾向。接着，任粥时同志又利用养病时间，找干部和农民谈话，并研究各地区土改情况，针对当时严重的“左”的倾向，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都对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成为正确进行上改的指导性文件。
这里我们应当提一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
议上总结晋绥土改工作时所讲的一段话：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
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
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
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
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
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
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
办就怎样办‘的口号。……。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要讲晋绥土改工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从领导上来说即反了右又反了”左“。康生在反右反”左“中，反右有份，反”左“没有份。因为后期反”左“时他早已离开了晋绥边区。就前期反右来说，确有康生的份儿。然而反右有两种：一种反右是为了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土改工作。这可说是以正反右。也有另外一种反右，则是打着搞土改的幌子，干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蠢事，推行其”左“的路线。这是以”左“反右。康生的反右就属于后者。不可否认，康生的土改试点，对于一九四七年这次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来说，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他究竟带了什么头，那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毛泽东所批判的种种”左“的表现，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康生所造下的罪孽。
第三，渤海土改复查。
康生是一九四七年底由中央派遣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的。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同半年多以前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是显然不同了。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不仅有了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搞土改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而且有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新精神为指针。因此，如果说前次搞土改试点，犯”左“
的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次去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再犯“左”的错误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事实怎样呢？康生却照样推行“左”的一套。
康生到了渤海地区，惜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为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复查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将山西的一套搬到了山东。甚至连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也被当作“石头”给搬掉了。康生还讽刺景晓村同志说：“你二十几岁就当区党委书记，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还晓村呢，你连自己都不晓得！”对于不执行他的“指示”的赵寄周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扣押起来，扬言要枪毙他，在于部中造成恐怖气氛。
康生不仅打一批人，同时也拉一批人。凡是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唯康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2—1253 页。
命是从者，都成了康生培植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刘格平、王效禹、王力、关锋等人，就是在这时受到康生的赏识，而后来又都被推荐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大权，有的成了打砸抢的首脑，有的成为制造内乱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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