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投入火热的战斗的时候，康生却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一边是严肃和紧张，一边则是荒淫与无耻。提起康生养“病”，不少同志便嗤之以鼻，因为揭丑者都知道他的阴私。
康生养病六年多，并没有停止他的坑害干部的活动。凡是被他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难逃的劫运。真是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灾难丛生。
不过，这个六年多，是不同于一般的。对康生说，很不得志，权力最小而且是不得伸张的时期，祸害所及，无非是直接接触他的一些人，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冤家”。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一段时间。
我们党的胜利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受到康生的干扰和破坏，康生的黑手，没有伸到中央，特别是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前进得最为顺利。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康生和没有康生，显然是大不一样。
第十四章 抓理论，谈发展。一九五六年初，康生经过长达六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设出蛰了。
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是他长期窥伺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另一方面，他深知党中央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积他得志就猖狂之经验，欲攫取权力，必须接近最高领导者，欲爬上高位，得象藤萝一样，必须缠着树的主干。因此，他力争留在中央工作。
党的“八大”选举结果，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他当然十分恼火，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认为应当含恨隐忍，以待时机，将来报仇不迟。
康生复出的活动情况，都在报上得到了反映。报纸是这样记载的：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共总书记长征。
四月间，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过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出席过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参加党的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些活动中，康生都没讲什么话，没干什么事。只是为东山再起作些准备和预告。康生自己在这些公开场合出面，一方面是亮相，另方面是向干部表明，他又在中央工作了。同时，他也需要摸一摸政治气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适应一下环境。
党的“八大”，是康生复出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会。因而，他很想发表讲话。可是讲什么呢？他自己说，“曾经想在大会上讲讲四二年整风经验，但由于起草的稿子不满意未讲成；也曾想‘抛砖引玉’，讲讲十大关系问题，但由于不象砖头，也没有讲成。”没有讲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讲的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从他已经准备好但没有用的稿子看，他还想在“八大”会议上讲讲理论工作。他在这篇未出世的稿子中写道：“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制定一个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计划”；第二，“应充实并合理使用现有的研究机构，
增设必要的新机构，有计划的培养干部“。总之，康生曾想在八大会议上讲的问题有三个。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这就是说，康生与过去不同，他已经探听到毛泽东同志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了，于是，他这次东山再起，就必须想尽办法夺取理论工作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康生看来，这里首要的是先拿到领导权。只有先拿到领导权，才能对下面被领导者进行威吓。然后再把这个领导权穿上理论的外衣，挂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词旬。这样就可成为”理论权威“而通行无阻了！
为此，康生就千方百计去接近毛泽东同志。他听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于一九五五年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康生于一九五六年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同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办公室联在一起。康生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月，即十一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康生根据自己的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并自任组长1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就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他自己的设想就一步步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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