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怎样领导理论工作的呢？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向全体干部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讲了以下三点：第一，“《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第二，《再论》中提出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转化问题，是“毛主席最近对于矛盾问题的新发展”。第三，《再论》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了五条，“这五条是我党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概括，是一个主要贡献。”这里所讲的三点已经清楚地说明，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决议精神，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突出宣传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着力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敲门砖，作为阶梯，以便敲开权力之门，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他用尽心机，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他认为这样就会敲得开，爬得1 长期以来，康生以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身分到处招摇撞骗。其实，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小组”。他的所谓“理论小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之下的“理论小组”。
上那种使其他人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时，康生到会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八日，康生又到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他说：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核心”、“关键”或“红线”，就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和转化的问题”。还说：“这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
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康生怎样谈“发展”呢？
他采用主观臆断、任意扩大的手法，说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是“最高最后标准”，等等，等等。这哪里是谈“发展”，这完全是曲意逢迎，无
耻吹捧，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当然，康生抓理论工作，不只是借谈“发展”来制造“个人迷信”，而且也是为了借谈“发展”，来制造整人的“棍子”和“帽子”。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那么，就得表示“拥护”和“紧跟”，就得将它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上，对其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能提出半点问题。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就是康生刚刚开始谈“发展”的时候，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老婆曹轶欧，干涉起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来。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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