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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