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1 1958年10月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小学和工厂综合为大学。十月十六日，在听取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汇报时又说，所谓”办综合大学“，就是”从初中一直到大学，象工厂的各种工序都有“，”初中以上归厂办，初中以下归车间办，幼儿园归宿舍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视察鸠山红专大学时，康生又提出”全县办一个联社，全县是学校，是政权，是联社，来个政教社三结合“，大学要”打破学校的框框“，”加入县联社“。说这样做的好处，”便于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消灭资产阶级残余，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便于军事化、集体化、生产计划化，便于集体活动“。
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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