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把自己带头煽起大演旧戏之风的事实全部抹掉之后，把自己支持、赞扬《李慧娘》的全部事实赖光之后，再要人“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谁能答复呢？当然是无人能够“答复”的。最后还是康生自己答复说：“六二年我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即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的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们的影响……。”象康生这样的“答复”，只有康生最清楚；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答复得使康生满意的。除非跟他一样制造弥天大谎！康生还批判《李慧娘》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种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罪名，一
下子把《李慧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来专门鼓吹传统戏中的糟粕的就是康生，可是现在，他却要别人“彻底检查”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服气的。在观摩大会的一期《简报》上所载的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浙江省观摩团指出，一九六二年“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点看旧戏。他们说：“有的反复是下面来的，可有的反复却是从上面来的”。当时中宣部负责同志看了《简报》后批道：“请文艺处调查一下，是谁点看的，要吸取教训。”一调查，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和江青。当时中宣部的负责同志立即将调查报告连同《简报》一并批给“康生、江青一阅”。这下可戳穿了假象，然而也犯了“御禁”。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调查报告上批了一大堆话，说她当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看过戏，没有点过戏，按报纸上登的剧目看的，看了《虹霓关》提出过批评意见”云云。接着，江青又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她几夜没有睡好觉，浙江有人陷害她，并责令华东局、浙江省、杭州市，还有文化部的有关同志“写检讨”！然而康生却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虽然同江青一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他除了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以外。并没有象江青那样在调查报告上乱作批示。可是后来的所有报复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回他参与的。正是在江青、康生的报复之下，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不仅在当时受到批评指责，被勒今“检查”，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诬说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并为此株连了数十人之多，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关押，有的积郁成疾含冤而死。《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者孟超同志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但是没有想到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石
沉大海，古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竞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第十八章《刘志丹》奇案
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刚刚渡过，中共中央于八月在北戴河、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肯定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决定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要求全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继续斗争。这是会议的正确方面。但是，会议也有某些错误方面。
当时，彭德怀同志由于对过去诬指他“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不服面向中央写了长篇申诉信；在农村，由于经济困难而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干部作风上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不正之风；另外，封建迷信也有些抬头。对于这些情况，。要是认真调查研究的话，是会作出科学分析的。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指导，会议片面夸大某些“敌情”，把上述一切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又重提阶级斗争，大批“单干风”和“翻案风”，并且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康生的思想有了扩散的市场，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在这种气候下，康生顿时又活跃起来，一心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作文章。他到处搜罗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达其害人的目的。小说《刘志丹》就是他借以制造冤案的材料之一。
《刘志丹》是一九五六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小说《刘志丹》就是这个计划中的选题之一。作者李建彤，最初考虑这题目太大，而自己思想、艺术准备不够，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是否应约有些犹豫。后经工人出版社的同志的动员，方才答应下来。本来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特别是以革命烈士为体裁的作品，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不会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一些熟悉刘志丹同志业绩的老同志，最初并不知道李建彤应约写《刘志丹》之事，但当他们知道李建彤决心要写，并已积极搜集材料时，他们都高兴地鼓励作者写好。作者经过两年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动笔。一九五九年夏，当作者写出第三稿时，出版社就想公开出版，但是习仲勋同志认为没有写好，给否定了。后来，作者又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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