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了四、五稿以及准备定稿的第六稿。从这部书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目的和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阴谋的问题。
可是作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特殊的警犬似的嗅觉，又开始搜罗“阶级斗争”新动向了！适逢《刘
志丹》第六稿的若干章节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选出
并开始连载之际，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他连书稿还没拿到手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于是，《刘志丹》及其作者，便大祸临头。康生立即命令上述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
接着，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尽全力煽动对小说《刘志丹》进行批判。康生善于根据自己的想象顺藤摸瓜，相继株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很多人引入迷魂阵。他诬蔑习仲勋“勾结”刘景范及其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历代的奸臣，都是靠欺上压下，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金科玉律”。康生承袭了历代奸臣的手法，随意诬陷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曾写条子向毛泽东同志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只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念了念这张条子，他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了新的《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的积极煽动，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是这一反党集团篡党篡国的“纲领”，马上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立案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以康生为首的，包括中央几个单位都必须派人参加的，而实际上是康生一人说了算的“三合一”专案组，开始对作者李建形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另外，还把西北五省的大批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诬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从一九六二年一直整到一九六六年都定不了案。
“文化大革命”中，对小说《刘志丹》的诬陷更是变本加厉。康生声称他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并亲自窜到作者机关公开煽动说：“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李建彤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
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诬蔑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说什么”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历史，推回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这还不算，康生还把天津高校的一批”红卫兵“调来北京，进驻作者机关，联合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六二专案兵团“，在全国建立联络站，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延安……都贴上揪《刘志丹》小说的大字报，甚至把刘志丹、刘景范都诬为”叛徒“。康生还把他们搞了四年的专案材料，没收的采访记录，统统交给了”红卫兵“，让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宇，到全国去揪人。
因小说《刘志形而被株连的情况，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或解放军报》曾
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六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死，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丽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日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馆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
这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小说《刘志丹》冤案的一个概况。康生为了制造这一离奇案件，究竟为小说《刘志丹》捏造了些什么罪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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