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是康生听了密告，还没有来得及看书的情况下，信口说出的一条罪状。众所周知，刘志丹同志和敌人打了一辈子仗，同土家、劣绅、国民党反动派奋战了一生，同战友们一起为团结群众，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同志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这是集人民群众之心而立下的纪念碑，是任何刀斧都砍不掉的纪念碑！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写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烈士，写象刘志丹这样的英雄，反倒成了“为高岗翻案”！成了“反党阴谋”！岂不怪哉！原来康生有着自己的逻辑：既然刘志丹和高岗共过事，
一块创建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那么，高岗是坏的，刘志丹就不能是好的，说刘志丹好，就是说高岗好，就是“为高岗翻案”。这显然是打着维护后来中共中央关于高、饶反党集团决议的幌子，否定过去刘志丹流血奋斗的历史。高岗成为反革命是建国以后的事，高岗后来变坏，在康生看来，他原来也坏，生来就坏，一坏到底！其实，说穿了，所谓不许“为高岗翻案”，就是不许宣传刘志丹！但是，鉴于中央对刘志丹早有定论，康生不敢外露，便强词夺理地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小说中的罗炎，是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的，他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只是罗炎。康生说罗炎是高岗的唯一根据就是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罗炎也给照金送过信。
在康生看来，高岗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别人就不能再送信，一送信就成了高岗。且不说小说中没有高岗，即令有高岗，那也是历史事实，也构不成翻案啊！
第二，说《刘志丹》“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本来，小说《刘志丹》中的人物，除了几个烈士之外，全是虚构。小说并未写习仲勋同志。
虽然小说人物多系虚构，但却反映了真实，它是西北地区无数革命先辈英勇斗争的集中表现。对于这些人物，不管是指名道姓的也好，还是通过塑造典型也好，都应该大书特书，尽情歌颂。然而。时刻梦想篡党夺权的康生，却对宣扬这些人物怕得要命，说什么这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其实，他这是拿着“篡党篡国”的帽子，以害人的策略，来掩盖、实现自己真正“篡党篡国”的野心。
第三，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
这是由何说起呢？原来，《刘志丹》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强调刘志丹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求教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表示“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说过“井冈山是咱们的希望，也是咱们的榜样！”等等。意思是说，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康生却说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假若一定说这是“剽窃”，岂不“剽窃”得越多，革命胜利得越快，“剽窃”得越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于全国吗？然而康生却说这种“剽窃”是一种罪恶。这不就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又是什么呢！
第四，说《刘志丹》“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写《刘志丹》，当然要写同刘志丹连在一起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要写这一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实行武装割据的。当时中央不仅希望建立一块中央苏区，而且希望苏区遍布全国。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好形势，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小说《刘志丹》，反映了这种好形势，描述了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而且特别写明这块根据地是学习井冈山，照井冈山的样子建立的。为什么一写这块根据地就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呢？原来，在康生看来，井冈山道路的发明权和通行权只能统统归于中央根据地。别的地方不仅不能早在中央苏区之前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不能在中央苏区之后跟着走井冈山道路。就是说，井冈山道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显然是打着突出中央苏区的幌子，反对对中国革命同样作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革命根据地。
凡此种种，康生为《刘志丹》作了一个结论：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怎样“反党”呢？就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刘志丹和无数革命英雄，描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宣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可见，“反党”一词的含义，在康氏词典中，同在革命人民的词典中，是何等的不同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真正含义，原来是说，利用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是康生的一大发明！
正当康生大抓阶级斗争，放肆制造《刘志丹》奇案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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