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更没有给谁精心地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1964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
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
方法。‘一分为二’在宋朝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他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周易本易》）又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类语》六十七）明朝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于天启四年（1624 年）
在他编著的《类经》一书中也曾提出过‘一分为二’的主张。在该书第二
1该文收人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一书第245—251
页。
卷《阴阳类》一开头，原文是：“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张景岳注释：”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1‘合二而一’为明朝思想家方以智于永历六年（1652 年）前著的《东西均》中提出的，在该书的《三征篇》中方以智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杨献珍同志把“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他说：“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可以看出，康生所强加给“合二而一”上面的一切批判都是荒谬的。那他究竟为什么对“合二而一”大加讨伐呢？假若当初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是为他贩卖“分裂哲学”、“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扫清道路，为他推行极左错误提供哲学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提出“斗争就是政策”，“斗争就是一切”的口号，搞随心所欲的“斗、斗、斗”；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彻底否定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大搞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在反对阶级调和论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意害人，推行“全面专政”；只有批判“合二而一”，才能借口“路线问题”，大揪“走资派”，搞什么党内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以便把革命领导干部一批批地整掉，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很清楚，虽然“合二而一”是作为学术探讨提出的，丝毫没有康生所捏造、诬加的那些所谓“政治背景和企图”；可是，康生对“合二而一”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大加讨伐，却是实实在在地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企图的，这就是为他的阴谋服务的。只不过是，康生的阴谋在这里采用了理论形态而已。
1 《类经》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彩印本，第35 页。
第二十章 “文革”前夕三绝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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