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到了诸城,改名张裕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山东半岛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德国人未走,日本人就来接替。随着时局变化,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思潮传到诸城。此时,康生作为一个青年,也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年后毕业,改名张叔平,到县立高等小学教书。他在诸城共待了七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江青相识。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进孩。其祖
父李纯海,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其父李德文,阴险毒辣,贪得无厌,被人称为“李狼贼”。他先是经营旅店木匠铺二十多年,后来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出租盘剥。其母是个臭名远扬,心狠手毒的二房小老婆。江青小时,家景已经破落。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说他们两人当时相识,已经怀有某种政治目的,那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他们两人相识,恐怕当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后来他们互相利用,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那么多政治丑剧,犯下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大罪。但是,也不容否认,他们俩这时的相识,也确实为他们后来的肮脏勾当搭了桥,奠定了基础。
应当承认,康生在诸城这七年,同他在大台在生活的二十年相比,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诸城七年虽然继续接受着地主家庭的影响,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社会上的影响已经不同于大台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的失败,却为日本取代德国在青岛的势力创造了条件,被侵占被掠夺的仍然是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离青岛不远的诸城人民的不满。
康生到达诸城的第二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虽然也是个战胜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不但不理睬片国关于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等项强烈要求,反而把德国在华的一切权利全部移交日本。消息传到中国,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北京五千多学生不顾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医英勇举行了五四游行示威。诸城靠近青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积恨已久。当五四运动在京爆发的消息传到诸城,反日救国运动立即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县开展起来。从县城到集镇、乡村,从学生到教师,从农民、商人到政府职员,几乎席卷了各个地方,所有的青年人都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在诸城县开展的强烈程度,参加人之多,涉及面之广,真是诸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使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曾派代表到诸城县指导运动。到诸城指导运动的学生代表中就有后来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的王烬美同志。
他热情赞扬了诸城县的学生行动,嘱咐学生们要把运动坚持下去,以求确实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代表们走后,学生们立即掀起反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废寝忘食地写发言稿,编写快板、小调、大鼓书,先在诸城县
各城镇进行宣传,后又分组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宣传中,学生们作讲演,写传单,恳切动听,慷慨激昂,出于一片爱国热情,使人们深深受到教育,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反日救国的决心。康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诸城县发生的这次如此强烈、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因而,确实受到了较深的影响。过去,康生是一个在列强瓜分中国面前,麻木不仁;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面前,无动于衷;在人民起来革命之时,冷眼旁观的人。
但通过这次运动,总算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五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确实给康生以较深的影响,唤起了一点反帝爱国之心。
但是,又不能夸大这种影响,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他背叛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我们顺便评述一下,康生谈及五四运动对他影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他向新西兰的著名共产党人讲的。他说:“一九一九年,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我的地主家庭决裂了。当时我受到了反帝运动和共产主义刊物的影响,家庭要把我送入监狱,我就公开声明脱离家庭。我原来姓张,这时改叫康生。以后,我到上海做工人工作十几年,所以,虽然我是山东人,(但)一直把上海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这段话纯属康生为了美化自己而编造出来的。第一,所谓“参加了五四运动”之说,起码迄今还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实际情况,他只是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而不是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退一步说,就算他亲身“投入”了五四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摇摇小旗,呼呼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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