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为了加强文化侵略的效果，除了直接宣传基督教之外，还打起了信奉中国儒学的旗号，极力推崇儒学。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一个带有儒学味道的名字。其名叫卫礼贤，是从“礼贤下士”四字中取来的。其字为卫希圣，是从宋代儒家周敦颐所说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取来的。他还将自己的中国之名命作他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起初称作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
礼贤学校从创办时起就沿用了大清皇帝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学校为了防止反帝反封思想的渗入，特别强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规定学生不得与校外有任何来往，甚至不准学生看报，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这一精神支柱，来培养会说德国话，能通西方技术，能为德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财服务的帮办。清政府于一九〇六年，以“提倡读经有功，办校有方”为由，封卫礼贤为四品官。卫礼贤得意洋洋，立即穿上黄袍马褂，拍了照片，展览于“礼贤书院”的藏书楼（即现在青岛九中的图书馆）。后来，清政府垮台了，卫礼贤还把清朝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召集在藏书楼供养起来，专门让他们谈经论道，发泄覆灭之恨。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会”。卫礼贤立即跑到上海去拜会，并捧上二十块大洋作为入会的会费。卫礼贤由上海回到青岛，还同前清三孙恭亲王、遗老劳乃宣、沙俄分子盖沙令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文社”。并且写信给前清皇室，声称代表德皇支持复辟。
所以，礼贤中学一方面是个洋学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遗老遗少的黑据点。
康生进入礼贤之时，正是该校由书院改为中学之时，也是礼贤收罗清朝残渣余孽于藏书楼，搞尊孔搞复辟之时。康生进校后，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这样，封建主义的教育和洋化的买办教育，在礼贤就融合在一起了。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封建思想大为增长，忠于大清王朝的思想有所巩固。这是他父母当初送他进礼贤中学时所没有料到的。无怪乎，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的老师陆润养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康生其人，但是从康生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但在礼贤中学，康生最为迷恋的不是孔教，而是洋教。他特别崇尚的是德国。康生冲破家庭的目的，是到德国人主办的学堂里，吸取洋化教育，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点西方的色彩。经过礼贤的栽培，康生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要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康生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作人之道，确实兼蓄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康生在礼贤的一大收获。
第三章诸城七年
一九一七年夏，康生这个纨绔子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回到了生身之地大台庄。
当时，北洋军阀正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处于公开分裂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实力；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则以英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盘踞东北三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他各省的大小军阀，也都拥兵自立，相互倾轧。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贫困交加、动荡不安的牛马生活，逼迫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继承了无法安身立命的奴隶传统，接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此起彼伏地开展了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但是，也有为生活所迫，结伙为盗匪者。当时，绑票、抢大户极为盛行。大台庄南望重山叠岭，又距海岸很近，康生之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自然也就成为抢劫的目标。在康生由青岛礼贤中学毕业返回大台庄的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的家遭到了土匪绑票。他的一个哥哥，正是在这次绑票中，准备爬墙逃跑时，被打死了。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
诸城县城是他外祖父的祖居之地。但是，张家全家到了诸城并未投奔外祖父之家，而是借助于外祖父的帮助，另行建造房舍。地主造房，无论地点，还是样式，都需要门户相当，不然，县衙和豪绅是不许的。康生之家，虽原属胶县，但在诸城，亦不陌生，所以，他家的房宅很快落居在诸城中心，按照张家的权势和传统，成了诸城名门。这所住宅，除了正房一排之外，东厢六间，还有两层小楼一座。临街有个坐北朝南的门楼，不用专挂牌号，人们就会知道这是豪绅之家。他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同过去一样，仍靠农民来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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