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脱：“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你们掌握权力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七月二十七日晚，康生同江青、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群众大会，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同志，鼓动北师大的师生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
在这种鼓噪下，运动一开始就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到处乱“造反”。顿时，全国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公开亮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
对于这种不要党的领导，到处“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某部的一份《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中说：“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又说：“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街，如果没有问题，将来怎么办？”还说：“现在派别多……这
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预见也是深刻的，它已经清楚地指出极左行动的后果是难于收拾的。不能让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动摇无产阶级整个政权！这是当时干部的普遍心情。可是康生看了这些疑问和批评极为恼火，挥笔批道：”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怕革命、怕阶级斗争“，”是不是取消大民主？“这充分说明，康生所说的”革命“、”阶级斗争“、”大民主“等等，完全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以”把全国搞乱“为宗旨为满足的反革命野心家所要求的”造反“。
在康生的这种鼓噪下，本来全国形势已经够乱的了，然而他并不满足。
他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不是乱过了头，而是乱得还很不够”；极力鼓吹“越乱越好”。
三、戴高帽，挂黑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之风起源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在康生、曹轶欧扶持下的聂元捧一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把北京大学的各级干部揪上了所谓“斗鬼台”、“斩妖台”，拳打脚踢，戴高帽，剪鬼头，甚至耍流氓、污辱妇女，从而酿成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康生自感问题严重，也曾积极支持北大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可是事过不久，他又反目。七月二十五日，他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于”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
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达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
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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