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
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
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
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
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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