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
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
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起来。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
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墓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
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呵！“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掀，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越说越气愤，突然夹起皮包站起来去拿衣服，边走边穿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
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谭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啦！”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停了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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