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j 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
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
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
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
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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