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2“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一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1 1967年11 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1969年11 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
那就要“开除出
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
康要吐的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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