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二是”文化
大革命中表现极
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
而要从事实上来
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
清楚地知道：他所
说的“查明有据的
叛徒、特务“，主
要是指他们通过
捏造假证而加以
诬陷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实际是那些旗帜鲜明反对他们一伙胡作非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革命同志；他所说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者，实际是指那些以消极方式抵制他们一队的同志。这些就是康生要吐的对象。
康生对“纳新”也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国
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这次“‘九大’新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
补中央委员中，来自基层的八十一名，这是文化大革命巨大成绩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当然，它”不仅表现在吐放方面“，即把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清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纳新上“。他说对这个成绩切”不可忽视“，”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当前整党和今后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纳新“如此重要，所以，他接着又说：”将来召开四届人大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点新气象”，要准备纳点“新人”。
康生究竟要纳点什么样的 “新人”？就是纳那种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敢于英勇牺牲”，“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人。康生特别举例说：“比如蒯大富，群众对他有意见，可以说服群众同意”，“不管蒯大富有什么错误，总比李济深好吧！过去李济深还是人大常委呢！你说蒯大富开枪打死人，李济深开枪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也不是说蒯大富那么好，但他起码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再说，“纳不纳蒯大富，还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因为“中国红卫兵对国际青年运动影响极大”。1 这就是说，张铁生、陈阿大、翁森鹤之类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同他们一伙有着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的一帮子，以及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怕是杀人犯，只要他们能跟着康生转，勇敢地反对所谓的“走资派”，就是“纳新”的对象。把这些人拉人党内，成为康生“重建党”的基础，还说是共产党的建设，这不是海外奇谈吗！
康生要建设的这种帮派，若要贴上江青或康记商标，那是货真价实的，若要挂上“共产党”的招牌，那就成了今古奇观！
1 1970年4月22 日，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七章图书文物大盗
康生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出具有特点的字体，也为人书写过不少条幅和匾额。在绘画上他为同齐白石对立，起名叫“鲁赤水”，有过作品，也发过议论。他还是一个雕刻图章的金石家。
他对图书文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这里，我们不想议论他的书法和绘画以及他的其他兴趣的好坏。我们仅就他由于爱好图书文物发展到不择手段地加以攫取，而且成为著名的图书文物大盗，作些介绍。让我们看看这位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职权，煽动青少年去“打砸抄抢”，而自己却趁火打劫，巧取豪夺，在浩劫中发劫难财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不仅是一伙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国家文物珍宝的盗窃集团。据统计，康生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占劫伙犯窃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居于首位；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占劫伙犯窃取文物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仅次于林彪，居第二位。康生所窃取的这些图书文物均有单据为证。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琐据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文革”中，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土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
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
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一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康生劫取图书文物的情景如何？下面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冲被迫害致死，是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藏书的特点，主要藏些戏曲小说方面的图书，而且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其中许多是宋元版的戏曲善本，版画插图很多，异常丰富多采。因此，康生对傅惜华的藏书特别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公开煽动打砸抢。幼稚者起来造反，抢劫者窝藏祸心！那股抄家之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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