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
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他们都被取保释放了。历史事实
就是这样。然而，江、康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为此，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加以“隔离审查”。在康生的直接导演下，专案组成员轮番批斗，强逼硬压，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问题，不达目的，批斗不止。这样一连搞了七天，×××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假话。
但是过后很快反供了。先后写出推翻假供的申诉二十份，一再说明这个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可是，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五份，并警告说：“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问题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丁觉群曾于一九二七年同刘少奇同志一起搞过地下工作。为了取得刘少奇一九二七年“被捕叛变”的“证据”，江、康、谢等人下令将丁拘留起来令其交代。丁觉群就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如实写了：“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当然这种交代，是不会使他们满意的。因此，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落在丁觉群的身上。丁在经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说了违心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反供声明，说：“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九月二十五日，丁又写信说：“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本来设专案，应当是从调查入手，取得真正可靠的材料，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可是康生、江青、谢富治领导的专案不是这样。他们是结论在前，专案要按照结论去找去编符合结论的材料。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预见得正确。他们预想刘少奇是叛徒，就一定是叛徒。他们为了定刘少奇是特务，竟然决定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他们认为只要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可是，不管怎样逼供、诱供，还是搞不出证据来。专案组只好做贼心虚地说：“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对此，江青看了仍不满意，特令康生另行改写。尽管康生手中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王光美的结论证实了，刘少奇的结论也就轻而易举地不证也“实”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即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炮制完成的前夕，康生又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丰富的想象，特有的才能，抓叛徒，叛徒出，挖特务，特务在！刘少奇就这样被打成了“叛
徒“、”特务“、”内奸“和”工贼“。
随着他们对刘少奇同志所罗织的罪名不断增多和加重，进而采取了最为疯狂最为残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们擅自决定在中南海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并指令专案组在批斗会的同时，冒充“造反派”，混到群众中去抄刘少奇同志的家。在批斗会上，。他们不许刘少奇同志讲一句话，强迫他低头弯腰。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他们还揪着刘少奇同志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像。
一个国家主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得鼻青眼肿。他脚上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被人推来搡去，脖子上挂着画有绞索和“红卫兵”的笔尖及拳头的漫画。经过这种严重的摧残，刘少奇同志的腰部伸不直了，右腿瘸了，只能双手撑扶着走廊蹭地移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还不算，他们还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把“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押送开封监狱。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刘少奇同志折磨致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简要经过。
第二十九章精于害人之道
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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