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
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
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
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
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不仅迫害大批干部，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康生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指示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这实际是告诉他们要对干部子弟进行株连。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当然心领神会，根据这一“指示”很快造了一份包括一百五十多个青少年的“黑帮子女名册”。接着，又择其一部分办了一个所谓“学习班”，甚至列为“中学生专案”，进行审查、批斗。康生为什么对干部子女也要进行迫害呢？他曾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对其心腹说过：“现在社会上有股逆流”，“主要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其中有我一个，还包括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而“这股逆流多是来自高干子弟”，看来，“高干子弟一天天变成反动的法西斯”，说明“这些人对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本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目的是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来作阶级报复”。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又说：“中央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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