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竞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1 《列宁选集》第3 卷第27页。
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
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人相继被揪了出来。康生为了把自己同王、关等人摘开，竟然采用赖帐的卑劣手法，诬说李广文去宣传组是背着他去的，事先他根本不知道。
并且当面责骂李广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搞得了宣传工作？此话一出，立即哗然。不少人私下议论：中央党校指挥部的一个领导人不通过主管党校的康生能随便跑到“中央文革宣传组”去工作吗？既然知道李广文不适宜搞宣传工作又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既然李广文是背着康生去“中央文革”的，那为什么在“中央文革”共同工作了大半年之后才将其撵走？……事情真是过于离奇了。出现这种离奇现象不是别的，完全是由于康生赖帐造成的。康生就是通过这种赖帐的卑劣行径来嫁祸于人的。李广文对此十分愤慨，于十月八日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康生“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康生及其亲信就已经坐立不安了。在中央党校立刻哄嚷起来，大部分群众争看大字报，少数人则怒骂、撕扯、覆盖这张大字报。同时，李广文也被武士们掀斗了。跟着就是“中央文革”的命令，说李广文是“现行反革命”，宣布当场逮捕。
杨献珍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康生当作打倒对象整过多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然又把杨献珍同志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一步进行陷害。杨献珍同志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分子”的呢？说来是出丑剧。原来是杨献珍同志曾于建国之初参加过一次曹轶欧宴请苏籍华人曾秀夫的活动。这是曹轶欧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强拉杨献珍同志去陪客的。宴会后，曹又亲自陪同曾秀夫去见康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却被康生用作诬陷杨献珍同志的证据。在他看来，同苏联人接触，宴请苏联人吃饭，
就是铁定无疑的“里通外国分子”。至于自己的老婆，则是负有“特殊使命”
的钓鱼！其实，曾秀夫是康生的朋友和客人，杨献珍根本不认识此人。一定要说这是“里通外国”的罪证，那么，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夫妇！
谁能料到，十几年前的一次宴会的陪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相反，那次宴会的主人却成了揭发者！无怪杨献珍同志气愤地说：“我要是特务的话，那么康生就是我加入特务的介绍人！”
康生就是经常利用这种栽赃的手法陷害同志的。
五、“相面”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由于康生的这种特殊感觉，就“一见定案”了，这样就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平反。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康生接见河南各派群众代表时，又信口开河地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经过康生这一“相面”，文敏生同志也被关进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也是被康生单凭“相面”而加以迫害的一个典型。为了具体说明康生究竟怎样发挥他的“相面”艺术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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