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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_仲侃【完结】(90)

  不妨把康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对

  赵健民同志所作的一次谈话抄录如下: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一九三六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

  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

  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以上就是康生害人的部分表演。康生害人,或凭“可能”,或凭“推论”,或凭“想象”,或凭栽赃,或凭“相面”,如此等等,可就是不凭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生当做防奸专家,他也常常以此自居。其实,他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集历史奸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康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纪录。当然,说康生随心所欲地害人,并不是说他不加区分地害一切人。事实上,他在害什么人的问题上,界限向来是一清二楚的。

  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

  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沈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的报告。康生见此报告立刻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的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从此之后,刘仁等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一九六九年惨死在狱中。株连所及,仅原中共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中,被捕者九人,逼死者二人,致残者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这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康生、谢富治死后,“四人帮”那么隆重地追悼,那么高度地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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