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由吴敏宣旨朝廷一系列变动，最令朝野震动的是三项事宜。
以郓王赵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赵楷原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还略有上升。随后，在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将他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但实权完全丧失，赵桓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如果说后来的肃王赵枢、景王赵杞、济王赵栩与康王赵构还曾奉命出使金营，那么曾经争夺皇位的郓王赵楷则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已变为“性懦体弱”之人，再无当年的勇气。
以王宗濋管干殿前都指挥司公事，殿前司系矧提禁旅之严，中护皇居之重的要职。王宗濋乃是外戚，平素里虽不是仗势欺人，却也骄贵不能任事，绝非将帅之才，但他是赵桓的舅父。由他取代赵佶的亲信高俅，以便赵桓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赵桓责成王宗濋“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
由于王宗濋资历较浅，素无军功，无法直接担任殿前都指挥使，只能以翊卫大夫、眉州防御使、试管干殿前都指挥司军务。
最为震动的朝野的是诏旨赵佶与郑皇后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是不让赵佶操纵乃至干预朝政，赵佶对此颇为不满，当即在宣召中使面前不满地道：“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
但面对宰执们的压力，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当他迁离禁中时，其宠臣皆恸哭不已，他本人亦是伤感流泪，还是自我表白道：“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
当月二十九日，赵佶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赵桓初登大宝的这几项措施，使后世史学界颇为玩味。
王泽的第八徒周良周子俊在担任《续资政通鉴》总撰时，评述这段历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并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赵桓；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赵桓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赵佶惊惶失措，急于南逃。
一言以蔽之，赵桓继位实属必然中的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赵佶、赵桓父子内讧的前奏而已，赵桓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
如果此前赵佶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赵佶、赵桓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赵佶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君主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
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
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赵佶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并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
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诏旨，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
赵桓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赵佶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赵桓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赵佶、赵桓父子争斗的焦点。
新皇登记的次日，朱氏理所当然地被册封为皇后
靖康元年正月初一，赵桓率文武百官前往龙德宫朝贺上皇，赵佶提出要于正月初四前往亳州太清宫烧香还愿，以感谢太清仙人保佑其治愈因操劳过度引起的偏瘫疾病。
正月初二，赵桓在李纲的鼓动下当朝下诏，令枢密院依真宗皇帝幸澶渊的故历预备亲征，传诏吴敏任亲征行营副使、权兵部侍郎李纲、知开封府聂山为行营参谋官，殿前司诸军奉旨整装集结，准备做为主力北上。
正月初三，庭报传来，濬州失守，入内内侍省都都知、保信军节度使梁方平所统七千马军，遭遇完颜宗弼与赤盏辉两部的夹击，几乎全军覆没。
梁方平率残部烧桥西逃，何灌的军马受到败兵乱民的冲击，军卒夜惊，导致炸营，二万马步军四散溃逃，何灌知大事不可为，率中军卫队南奔。
金军开始整军渡河，汴京城内一下子炸开了锅，王公大臣纷纷收拾家财，携妻带子准备南逃。
当天当晚夜漏二鼓，赵佶就通过通津门向东南逃逸，赵桓得知后异常震怒，但在朱氏的劝说下当即下诏，诏令范讷统胜捷军前往护从，同时准许天明后出城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
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
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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