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虹呆呆地站在路边，听着布谷鸟在柳荫深处传出的啼唤。
三一 杏花营（一）
高红结束了慰问工作，回到专区妇救会；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被找去参加地委书记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复查减租工作。地委书记神色严峻地说，现在边区的减租减息工作，虽然早已实行，但是有些地方水过地皮湿，贯彻得并不彻底。尤其是封建势力大的地方，还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问题，贫苦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这样，广大农民群众就不能发动起来，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敌后抗战就不能坚持下去。因此要立即展开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
会后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进行了分工。高红被分到一个叫杏花营的村庄。
杏花营是贴近山边的一个村庄，约有五六百户。高红虽然去过几次，但还不大熟悉。临走她特别请教了农会主席老常。老常嘱告她：那村子地主势力颇大，过去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里；现在几经改选，村干部虽是中农出身，但看风使舵，常常看地主的眼色行事。要她到那里特别当心。
一切准备妥当，高红就煞上她的皮腰带，背上小背包，挎着小挎包出发了。她现在穿的是便装，但是仍保持着洒脱的军人风度。走起路来，步伐轻捷，二三十里路像玩儿似的就赶到了。
杏花营从房舍看，是一个阶级相当分明的村庄。村东头是地主李大官人家的庄园，高大的院墙，清堂瓦舍，几乎占了小半道街。再往西来，则是较一般的房舍，多半是中农和富裕中农，最西头边边沿沿，房舍低矮而破败，那自然是贫农和佃户们的穷窝窝了。高红一面走一面盘算：这次的任务不同寻常；如果住到富裕农民的家里，那就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了。她这样想着，就在村西头一家柴门前停住了脚步。
她手攀柴门一望，院子里有棵大枣树，树底下坐着一个驼背老人，正守着一大堆荆条子，在那里低着头编制筐篓。她知道这人名叫周二，是这村最穷苦的人家之一，家里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小东屋，全歪歪扭扭，破旧得不像样子。高红轻轻地叫了一声：“周大伯，您在家呀！”那老人这才抬起头来，向这边望了一望，接着站起身咯咯吱吱地开了柴门，柴门上挂着的小铜铃，也丁丁零零地响了一阵。
“大伯，您认识我吧？”高红带着笑和蔼地问。
“啊？面熟熟的，您是区里来的吧？”那老人猜度着，一面把她让了进来。
高红打量这老人，实际并不太老；因为背驼得厉害，同高红说话还得仰着脸儿。他穿着一件破布衫，露着半个肩头。两只老山鞋踢里踏拉也破得不像样子。高红从心底里腾起一种怜悯之情。
听见院子里有人讲话，女主人也从小北屋里走出来。她看去有四十多岁，人长得很清爽，一只手端着簸箕，一只手握着一把新掐下来的还在发青的麦穗在簸箕里揉搓着。
“大娘，您还认识我吗？”
“咋不认识？”她笑盈盈地说，“我还听你在戏楼前面讲过话哩！”
“大娘，您看我在您这儿住几天行吗？”
“啊哟！在我这儿？”大娘有点意外，以为是玩笑话，也笑着说，“你看我这个老鸹窝能住得下你这个金凤凰吗？”
“金窝，银窝，我都不住，我就是要住在你这个穷窝儿。”高红呲着一口白牙笑着。
“你只要说行，那就行。”大娘说着，就帮着她取下背包，然后拎到屋里放在炕上。一边唠叨着说，“你看我这穷窝脏的！我这家只有八路军住过两次，地方干部一次也没有来过，一到村里就到高门大户去了。”
高红眼往四下一扫，屋子里确实又脏又乱。土炕上放着的两床破印花被，说蓝不蓝，说黑不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拆洗了。屋里除了一张小木桌，一张条凳，墙角里一口破缸，几个破旧瓦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真是一贫如洗啊！高红到这样的人家并不多，今天看到这些，不禁惊叹中国农村的贫穷。
大娘是个热心肠，见高红决意留下，就立时上了炕。她习惯地跪在炕沿上把两只半大脚一磕，然后把一些杂七麻八的杂物和自家的脏被窝归拢在一头；接着抄起笤帚扫起炕来。高红也连忙下手，打扫屋子，归拢东西，不一时就把一间小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大娘把高红的背包打开，铺在一边，亲热地说：“闺女，你跟我就伴吧，到晚上我把那老东西还有我那小子都赶到小东屋去。晚上睡不着了，咱们娘俩还可以拉个闲篇儿呢！”
这时，柴门上的小铜铃响了两声，院子里走进两个人来。高红走到院子里一看，原来是本村的村长，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哎呀，高同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四十多岁，略略有些秃顶的汉子一脸埋怨地说。
“我随便找个宿儿。”高红笑着说。
“快跟我走吧，房子我早就给您找好了，那地方儿宽敞，吃喝、找人谈话也方便。”村长一边说，一边跟那小伙子丢眼色，“你还不快去，把高同志的东西拿上！”
“不，不，我就在这儿住了。”高红连忙拦住，口气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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