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行？”村长皱着眉头，“这个地方……”下面的话村长没有说出来，停顿一会儿才接上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不是住在东头，就是住在街中间，那里离村公所也近。”
“村长，你就不要说了。”高红脸色严肃了，一面从口袋里取出十天的粮票，“请你帮我领出十天的粮食送到这里。有事我再找你。”
村长只好接过粮票，涨红着脸敷衍了几句，走出去了。
说实在话，现在最令这个农家主妇犯难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她不时地抬起头望望太阳，太阳已经转到正南方去了，是该做饭的时候。可是做什么饭呢？能让上边下来的人吃自家那种不像样的饭食吗？别说违背待客之道，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可是，现在正值春荒季节，瓦罐里的米只剩下不多几把，穷人赖以为生的瓜菜也没有下来。她望望墙头的北瓜，正开着一片黄花，结出的小瓜还不如小孩的拳头大。又怕客人看出自己为难的样子，只在心里叹气。
这妇女盘算了一阵，假托有事就拿起一个小簸箕走出去了。待了好大一阵子，才见她借来了二斤白面端了回来。
“大娘，你弄这个干什么？”高红惊愕地问。
“这个你就不要管啦！”大娘说着喜滋滋地做饭去了。
正午时分，饭做好了，周二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孩子看去已有十七八岁，蒙着一块白毛巾，显得甚是英俊。原来他一大早起就背着几个筐篓前去赶集，也是为了换几个钱度过春荒。
开饭时，大娘给高红搬了一个小炕桌放到里间屋炕上，两张圆圆的白面饼放在算帘里。不一时又打了两个鸡蛋放在小铜勺里炒了炒也端上来。高红一看，周二一家则每个人捧着一大碗黑糊糊的东西蹲在外屋里。看见这情景，高红立时涨红了脸，说：“这怎么行？”一面说，一面跳下炕来，把两张白面饼掰成四份，一人一份放在他们的碗里，一小盘鸡蛋也强行给他们分了。大家争争让让，还掉到地上很大一块。
“闺女，你怎么能这样？这是待客，怎么能每个人都一样呢？”大娘显然带着不满责备地说。
“我不是客，”高红带着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女看吧！”
高红说着就抄起一个大黑碗，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吃起来。说实在话，开头儿只看见碗里黑糊糊的，并没有看出是什么东西。吃了一阵儿，才辨出是山药干、萝卜干、胡萝卜缨子和玉米面搀和成的糊糊。那种味道和气息都是令人难以下咽的。高红生来并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甚至觉得难以承受。但是在群众面前，她还必须装作乐呵呵的样子，使人觉得她吃得很香甜。而在这同时，这一家贫农，尤其是家庭主妇则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的心情。
“我不过偶尔吃了一顿这样的饭食，而他们，长年累月不就是吃这样的‘饭’吗？他们是怎样忍受的呢？”高红边吃边默默地想，油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
她一边嚼着那涩巴巴的萝卜干，一面偷眼望着周二，望着他那满是粗茧的大手，那苍老的面颜和深深的驼背，问道：
“周大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四十三了。”周二说。
“四十三？”高红不禁眉毛一扬，吃惊地说，“你的背怎么驼成这样了？”
“你不知道，同志。”周二停住筷子缓缓地说，“我从小就受苦。租种李大官人家几亩地，到我是第五辈了。年年都不够吃。我从十岁起，就腰里捆着绳子上山割荆条子。天不亮就动身，到晚上才回来。荆条子这东西沉哪，我一背就是五六十斤，走的又是山道。还不到二十岁，我这背就开始驼了。以后一背就是一二百斤，我这背就压得再也直不起来了。”
高红叹息了一声，又问：
“你家祖种了李大官人家多少土地？”
“就算二十亩吧！”
“每年出产多少？”
“碰上好年头儿，能打十三石五斗谷子。”
“要拿多少租子呢？”
“要拿十石五斗。”
“咦！要是坏年头儿呢？”
“坏年头也不能少。你当了裤子，卖了儿女也得缴租。”
高红愣住，不言语了。停了半晌，才问：
“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是实行二五减租了吗？就是说从原有的地租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你们按规定减了吗？”
“这个……减了吧。”周二神情惶惑，支支吾吾地说。
高红看见他这个样子，忙追问了一句：
“是按规定减了吗？”
“是，是，按规定减了……”
“减了多少？”
“我记不大清楚了。”
周二刚说到这里，儿子瞪了他一眼，把筷子往碗沿上乓地一摔，说：
“爹，你怎么不说实话？谁给我们减了？”
周二当场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
“是他们要我这样说嘛！”
“大伯，是谁让你这样说呢？”
“是李大官人家传下了话：上面如果来问，就说按规定减了；要是谁说露了嘴，就把地立时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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